大体来讲，这个时期机关干部出身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的。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价格双轨制开始实行，价差产生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有专家估算，在1987年，我国的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这个千亿规模的价差空间给那些从机关停薪留职下海经商，有能力和关系以体制内价格购入物资，以体制外价格卖出物资的人创造了完成资本积累的机会。
与机关干部出身的企业家不同，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靠创办科技企业起家的。联想、四通等企业都是在这个阶段创立。
1985年以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多项政策，特别是1988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在继续鼓励和促进民办科技机构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长入经济，发展成新型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引导国有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大中型企业，按照民办科技机构的经营模式，用预算外资金兴办新型科技企业。这些企业与民办科技机构在经济成分上不尽相同，但却共同拥有全新的经营机制，因而一起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并进入新一轮发展高潮期。
在1991年上海开发浦东之前，广东一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地方，而紧邻香港的深圳更是重中之重。在深圳的创业气氛中熏陶了两年的史玉柱，已经很难再回到办公室里，做一个体制内的机关干部了。
关于这一点，2005年史玉柱在接受《中国新时代》采访时也承认，“我以前在安徽省政府的统计局上班，因为觉得那种工作环境使人的想法与个性受到压抑，决定下海经商。最初的创业在深圳开始，那时的感觉特别好，从很低的起点一步步往上爬，是最快乐的时候。”
总而言之，在1989年史玉柱下海创业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显现出他的身上有商业基因。他的下海，与其说是个人的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浪潮推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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